不跟风 不盲从 不左顾右盼
中国科大：50年，我们一直在走自己的路
9月20日，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迎来了建校50周年华诞。纪念大会现场气氛热烈而欢快。但细心的人们发现，如此重要的“盛典”场面，并没有设置人们印象中庄严盛大的主席台，只是在台上设置了一排简朴的嘉宾席，几大“军团”校友：无论是青年科技精英，还是商界领袖；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将军，还是两鬓染霜的院士，无一例外都在台下就座。
纪念大会的现场主持人、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郭传杰说，这就是科大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民主传统和朴实作风，无论什么重要的场合，主角总是台上的演讲者，其他人都是台下的观众，群众和领导没什么分别。这一简单而又“经典”的场面，也正是中国科大办学50年坚守大学之道的缩影。
简朴办学
科大没有一个人们想象中气势恢宏壮观的校门。作为中国科大历史象征的代表，老北门曾经有一次“扶正”的机会。几年前，在为老北门外扩进来的园区设计新大门时，曾有一款大理石柱结构、颇具现代时尚的校门图纸，几乎获得一致好评，可是在最终讨论时被否决，原因很简单：大门结实大方就好，还是省下钱来集中用于教学资源配置。
中国科大是个“穷”高校。“到现在，我们也没有标志性的建筑，没有校办产业，没有能登上富豪榜的校友。”1962年起到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的辛厚文教授感慨道。
的确，科大校园内最贵的一栋楼是合肥微尺度国家实验室，花了1．2亿元。相比之下，建于上个世纪的依然在高效率使用的办公楼，内部却没有多大的装修，以至于不少高校同行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叹：哪有办公楼是这个样子的？
“我和书记的办公室是办公楼里最大的。”中国科大校长、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说。他所谓的最大的办公室是两间办公室打开隔断变成20多平方米的“大”屋子。目前校内最好的宿舍楼，是上个世纪90年代给教授盖的，朱清时因为自己的教授身份得以享受这一“豪华”待遇：107平方米。
“科大的精神不允许办公楼盖得很豪华。”朱清时校长说。50年来，尽管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，中国科大却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朴素本色。
1958年入学的阮耀钟还记得，当年北京若有游行或集会，一眼就能认出哪支队伍是科大：科大学生穿得最差，然后差不多每个人都带本书，游行的时候，只要队伍一慢下来或停下来，就捧着书看的，准是科大的。
因为科大的朴素，当年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1963年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，科大的队伍本来是排在钓鱼台宾馆门口。可等到欢送的时候，却排到三里河大街上了。管礼宾的同志说，科大的同学太“那个”了，言下之意是过于艰苦朴素。
上世纪70年代科大南迁安徽时，身为重点大学的中国科大条件很是寒碜。众多的仪器和大型设备全靠老师们用自己的双手搬运、安装和修复；没有大楼，老师们自己盖窑场烧砖建楼；没有实验室，就把厕所扒了，把楼道隔出小间当成实验室搞研究……
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、中科院院士侯建国还记得自己1995年回国时，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27元，与他在国外的工资相差悬殊，实验室里也只有一批陈旧的设备，有限的科研经费买不起昂贵的国外设备，他和同事、同学们就开始自力更生：镀膜机是1972年的，基本处于“退休”状态，他们修好了接着用；听说上海有一台闲置的X光机坏了，没人用，他们就自己开着卡车到上海拉回来，修好后用得挺欢。
侯建国从事的是单分子选健化学的研究。当时，碳60的材料很贵，一克要1000多元,实验室有限的经费让人舍不得买，但是实验又要用，怎么办？他就和同学们买来碳棒烧，自制碳粉，经费节省了一半还多，只是他和同学们都变成了手脸黑乎乎的“烧炭翁”。
有同学觉得科学家做这样的事情太委屈。侯建国告诉学生，科学家的关键是能把每件小事都做好，才能成为大科学家。几年后，他的研究获得中科院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
中科院院士钱临照先生是侯建国的老师。钱先生的话时时激励着侯建国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科研：“做科学研究，最关键的是科学思想和创新意识，条件差点没有关系，只要找到好的突破口，一样会取得一流的成果。”
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中国科大走过了50年。从创办之初到如今，中国科大从来都在国家一流重点大学的梯队之中，尽管它的科研条件从来不是全国最好的。2003年，学校总经费4亿多元，到2005年增加到7亿多元，相比国内同样类型的研究型高校，明显少很多。可是有这样一组数据：从2003年到2008年，在全国高校中，惟有中国科大连续5年在两院院士评选出的年度全国十大科技进展中榜上有名。量子调控方向的成果，屡次被国际物理学界评为年度重大成果。10年来，科大高水平论文引用率更是位居全国高校之首。
